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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商研究——河口的歷史地位與影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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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-05-0511:02新浪內蒙古評論(人參與)


河口作為晉蒙糧油故道上的一個重要的口岸城鎮、貨物中轉水旱碼頭,歷時200多年,不僅形成瞭自己可圈可點的輝煌歷程,也曾為繁榮地域經濟文化,促進寧、蒙、晉、陜等地的商品經濟發展與人口流動遷徙,產生過直接的影響作用,在托縣、內蒙古經濟社會史乃至中國國內商貿史上,都具有一定的歷史地位。

“托克托的河口是糧油故道上遊最早形成的口岸城鎮。土默特平原的糧油是商道最早的商品。這些通過黃河輸往晉省糧油的集中、裝船之地就是河口。河口很早就是一個黃河津渡,但並不是城鎮,僅僅是一個小小村落。隻是因為糧油故道興起後,不僅歸化土默特一帶的糧食要在這裡上船下運,而且這裡成為運銷口外諸廳、山西北中部的吉蘭泰鹽的必經口岸和管理機構所在地。所以,在嘉慶十二年(1807年),河口村升格為河口鎮。道光以來,甘草成為糧油故道上的重要商品,河口又成為最主要的甘草外運碼頭。這一新的功能使河口愈加繁榮。由於上遊來的各種物資都要經過河口,所以河口是一個典型的與糧油故道共命運的口岸城鎮。”(張世滿著《逝去的繁榮:晉蒙糧油故道研究》)

河口的繁榮直接帶動瞭縣域經濟的發展。

河口與托克托縣城南北相連,相距隻有三裡多。清以來,隨著河口經濟的發展,文化的繁榮,縣城的經濟文化也自然而然地融入瞭河口的“大經濟文化圈”中。至今,托縣民間仍然流傳著一句話:“先有河口,後有托城。”這句話的實質含義並非說河口的歷史早於托城,而隻是說,就經濟文化的發達程度,河口遠勝於托城,並進而帶動瞭托城的同步發展。史料記載,清末,托城有鋪戶81傢,鋪夥4655人;而河口其時有鋪戶92傢,鋪夥4836人。

托城與河口均西濱黑河,一水相連。從黃河上、中遊來河口的各類貨船可經黃、黑河交匯的海口溯黑河而上,停泊於托城城西。事實上,當年河口水運繁盛時,河口、托城兩鎮的黑河岸畔,商船相連,幾為一體。許多商船在與河口商傢交易的同時,與托城的同行商號也結成相與關系。托城的六陳行、山貨鋪、藥材店、鹽堿店、雜貨鋪、皮毛店以及各類土特產加工行業的原料,多是經河口水運而來。兩鎮的商傢在兩地互設分號,不勝枚舉。而托城又是河口陸運北進歸化的必經之地。可以說,正是河口的水旱碼頭地位帶動瞭托城的商品經濟發展,進而促進瞭文化的發展與繁榮,使托城這個托縣地區的政治中心同時成為經濟、文化中心。

河口的繁榮對鎮周圍的農村曾產生過鮮明的輻射帶動作用。河口上下的沿河村莊如招牛營、五鄉縣、太陽縣營、安樂村(以上4村今屬土默特右旗)、樹營、麻地壕、沙拉湖灘、東營子、蒲灘拐、馮彥、海生不拉、毛不拉、喇嘛灣(今屬清水河縣,清朝、民國時屬托克托縣。)等有船戶60餘傢,有船百餘條。這些村裡有許多人從事水路生涯,不少人傢是船工世傢。他們憑借河口的碼頭地位,養船拉船,養傢糊口。直到新中國成立後,這些村莊仍有不少人以船組社,進而參加瞭國營的航運局,成為掙國傢工資的航運工人。

河口鎮東一溜灣乃至鎮郊東沙梁的南坪、周傢圪旦、南火盤、狼窩壕、柳二營、河惠坪等農村,成為供應河口的蔬菜區,這些村裡的農民,也成為河口這個農肥基地的消費者和義務清潔工。直到河口衰落,河口的廢棄房基地,依然是這些村裡農民拉運的肥土,以致現在河口村東原來的房基地成為一片常年存水的低窪之地。

如上文所述,河口作為鹽堿加工銷售的碼頭,一度使鎮郊的鹽房口、鹽海子原木餐桌|原木餐桌推薦、張四壕等擁有鹽堿自然資源的村落,成為專業的鹽堿生產基地,開發瞭當地的土產資源,激活瞭當地的商品經濟。

河口為周邊村落乃至相鄰旗縣的村民提供瞭大量的就業場所,加劇瞭人口的集聚。這些“打工族”,河口無居處,就在東梁打窯,在鎮旁蓋草坯房,由暫住而定居。

河口更大的歷史價值是,對內蒙古中西部的開發,晉、蒙、陜、甘、寧等地的商品交流,特別是晉陜地區的社會穩定,起到瞭一定的促進作用。

清朝時,內蒙古中西部的土默川、後套平原的農業開發,其因素固然是多方面的,但其中一個重要的動力是黃河水運為上、中遊兩地貨物的輸送、交易提供瞭便利的通道。正是這一通道,把內蒙古中西部的糧油、鹽堿、藥材、皮毛以及寧夏、甘肅、青海等地的土特產品源源不斷地運往晉、陜沿河口岸,也將晉、陜地區的土特產品運到上遊地區。如果當時沒有這條水上運輸線,內蒙古中西部的開發就將受到嚴重制約。持續200多年的大規模“走西口”歷史風潮,也將受到嚴重影響。而河口在這條水上運輸線的特殊地理位置,使其在上述歷史進程中發揮瞭無可替代的動力作用。

眾所周知,歷史上的晉、陜地區,山地多而平原少,旱地多而水田少,十年九旱,靠天吃飯。糧食難以自給。“晉蒙糧油故道”開通200多年來,內蒙古河套平原的糧油通過水運,源源流向晉陜地區,對緩解當地糧荒,穩定當地的社會秩序,其作用是可想而知的。而作為糧油輸入晉陜的必經之地,從河口究竟為晉陜地區輸送瞭多少糧油?這是一個永遠無法揭曉的歷史謎團。

河口成就瞭一批富商大賈。從某種意義上說,河口是孕育成就現今所稱“晉商”的基地之一。許多“走西口”來到河口的農民、“打工族”在河口經商致富,成為晉籍名商。他們為河口的繁榮建功立業,河口也為他們的功成名就提供瞭用武之地。這些在河口經商發瞭大財的人,有的不惜巨資,興辦一些公益事業,揚名顯世,為人稱道。如河口最大的甘草店公義昌的財東兼掌櫃陳隋保,成為“名震中西”的商界顯赫人物後,每年都要拿出一部分資金交給蒙古王爺和召廟喇嘛,托他們資助那些貧苦病殘的農牧民。一些商號店鋪資金周轉不濟,他也鼎力相助。他獨資為傢鄉修建的石板路沿用至今。

在河口創業有成的以“晉商”為主體的商業群體,在河口特定的歷史、地理、人文環境中,豐富創新瞭“晉商文化”,使其更具鮮明的地域特色。

當代的河口人,十有八九是當年“走西口”來河口謀生創業的晉籍後裔,其中不少是“晉商”的後代,這些晉商後代中,有許多人在當今的市場經濟大潮中,艱苦創業,發憤圖強,成為當代“托商”的佼佼者。由“山西人”而“河口人”,由“晉商”而“托商”,這就是河口人文歷史變遷與傳承的主線。

河口商業繁榮之時,鎮裡不少大商號在包頭、歸化、臨河、五原、陜壩以及大同、張傢口、北京、天津、武漢、上海等地設有分號。在“晉蒙糧油故道”的終點站山西臨縣磧口鎮,亦有河口的商傢字號。據民國5年(1916年)磧口鎮重修黑龍廟碑記的“芳名錄”中記載,當時河口在磧口的字號有雙和薪店、公義昌、雙和成、三盛局、三星聚、雙和泉、義成店等7傢。這些都是河口的商號設在磧口的分號。至於對包頭的開發,河口商傢更是功不可沒。

在今杭錦後旗陜壩鎮,有一處地名叫“托城圪旦”,即今躍進四隊所在地,就是由河口、托城人在民國前後遷居陜壩經商、種地、跑河路聚居一地而命名。據說,陜壩鎮的老住戶,河口——托城人幾乎占到總人口的半數。至今,原籍河口的王傢、全傢,依然是陜壩鎮的大戶人傢,此外,還有楊傢、劉傢、傅傢、呂傢等等,據說,某年王傢安葬老人,送葬的托縣人(以河口人為主),挨挨擠擠占據瞭多半條街。

陜壩的河口、托城人是開發陜壩當之無愧的創業先驅者。他們不僅為陜壩的經濟發展做出瞭貢獻,而且把河口的社火文藝帶到瞭陜壩。其時,每年元宵節,各類社火班子的組織者、表演者,均以河口人為主角。時至今日,陜壩的老年人還津津樂道地回味當年“托城人”鬥活龍的賞心悅目情景。

遷居陜壩的河口人張逢仁曾是民國年間陜壩的名人。張逢仁的先祖是保德人,來河口經商失利,到張逢人時已是一貧如洗。張逢人在河口賣妻葬父後,無法在河口立身,隻身徒步投親到瞭陜壩。初始,以放牧、賣煙卷、當磨倌兒維持生活,後娶瞭一個土匪頭兒的遺孀為妻,自己辦起瞭磨坊,以此為起點,逐步發展為陜壩街上首傢糧食加工的六陳行“永記”店鋪。永記生意鼎盛時兼營土產、農業,其所建店鋪、作坊、庫房、居室占地數十畝,夥計百餘人。今《杭錦後旗志·商業》中,也將“永記”記在旗內字號前列,足見其影響之大。

張逢仁發傢致富後,曾獨資在陜壩辦瞭一所“逢仁小學”(新中國建立後,與普愛小學合並為陜壩師范附小,後改為陜壩實驗小學)。學校師資、學費等一應開支均由他支付。每年元宵節的社火活動時,“永記”是佈施大戶,仿照河口形制制作的“活龍”平時就存放在他傢的亭子間。(張逢仁河口的老傢就住在活龍場)他還募捐建築呂祖廟。當時陜壩街上的十來個乞丐,選派頭兒,經常到“永記”“領米領面”。

水旱碼頭的地理位置,發達興旺的商貿產業,使河口成為人文薈萃、地靈人傑的風水寶地,為河口發展繁榮文化教育事業,奠定瞭營養豐厚的社會物質基礎。

河口是一個典型的移民村鎮,其居民的先輩因慕“水旱碼頭”之名從中國的四面八方輻輳河口,從而造就瞭河口多元化的復合型風俗文化。河口是土默川社火文化的淵藪,是內蒙古西部二人臺的發源地之一。河實木家具工廠|實木家具工廠宜蘭 口人崇尚教育,信息靈通而富有遠見卓識。河口養育瞭李裕智、蘇謙益等革命志士,也哺育瞭在各個歷史時期出類拔萃各有千秋的眾多人才。

河口的歷史,是黃河上中遊航運史的縮影。歷史上,河口興焉黃河,衰焉黃河。黃河,是河口命運的魂魄。山有根,水有源。河口的根源就是母親黃河。黃河哺育瞭河口的山川土木,養育瞭河口的世代居民,孕育瞭河口的人文歷史,從而造就瞭以黃河文化為主體,水乳交融著草原遊牧文化等多種文化元素的“河口文化”。如同黃河“海納百川,有容乃大”的雄宏氣質,“河口文化”包容瞭多民族、多地域的文化元素,在此基礎上加以開拓創新,更具有鮮明的地域文化的個性特征。(本文節選自《古鎮河口》 作者:楊誠 )

(來源:托克托縣工商聯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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